如何办好大学

——给母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青年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范良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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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我是1951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
    在校四年，虽说有过三反、五反，知识份子思想改造——向党交心，和肃反等政治运动，然为时不长，基本没有影响教学，渡过了四年还算是平静的校园生活。
    1956年考研来中国科学院，回顾50年即将过去的科技生涯，铭刻在心，无法忘怀的是聂景臻、江隆基、张劲夫、胡耀邦、方毅……党政领导曾给我们知识份子的保护与关爱，还有老师叶企荪、周培源、王竹溪、褚圣麟、彭桓武、胡宁、黄昆和导师钱学森给予我的启蒙教育。“一日为师，终身父母”，这样的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仍然流淌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血液里。人应懂得感恩。
     对比80年代去美国留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由于文革对传统的破坏，他们大多不懂得什么叫感恩，他们似乎没有想过他们自己，包括他们的父辈都是国家栽培，由人民供养，接受精英教育的。和广大的农村子弟相比，我们享有的是法权事实上的不平等，难道我们不应该知恩图报，回馈祖国吗？只有在海外飘泊生活长久了，在它国异乡，长期得不到民族的认同，才使叶落归根，思乡之情的爱国主义的意识渐渐苏醒而强烈！所以八十年代出国的和我们这些三十年代、五十年代留学归来的前辈的爱国主义情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民族作出了不得已的牺牲并无怨无悔。
    公平、公正地回顾五十年的过去，不要把极左思潮和57-76年文化专制主义与在这一历史时期广大优秀的共产党员奋斗牺牲，建设新中国的贡献等同起来；不要把当今部分官员腐败和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体制与共产党领导的开放改革励精图治等同起来，不要把社会主义进程的历史挫折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理想等同起来，我们应该本着一个向前看的心态，来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
    回观这四代人（包括现在在学的大学生）的历史变迁，深感只有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使人民脱离愚昧和无助，才能解厄中华民族的百年苦难。如果只兴办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精英”杯水车薪，他们将会脱离平民，脱离社会，高高在上，自以为是，最终也将自己沦为工具理性的奴隶，而不是价值理性的主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社会也像一个弹簧的阻尼振动那样，最终回归平衡，社会也必将回归理性，应在预期之中。
    一、今日中国能否自主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最近媒体有如下报道：
    一是丘成桐点穴中国学术，认为“学术界种种不良风气归于‘文化大革命’，它摧毁了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人们价值观念完全改变，名牌大学也变得唯利是图。许多老师只懂科讨论第三流问题，学生不会作第一流的学问。在中国提拔人才的机制，已成了提拔自己亲信的工具”。最近留美学生的水平无法与改革开放头十年留美学生水平相比，信仰变了，清贫学生才知发奋图强，历来如此。
    2005年7月30日，温家宝总理在解放军总医院探望钱学森先生时，钱学森先生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它能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问题”。那么，这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呢？
    2005年10月8日，北京日报报导钱学森又谈人才培养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很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   >>